若干年后的清晨，天寒地冻，北风凌冽，司马懿来到渭水河畔，将豢养多年的乌龟“心猿意马”放生。司马懿两鬓斑白，面容憔悴，面对宁静辽阔的天地，感叹道：依依东望是人心。

作为经历了曹魏四朝的元老级人物，司马懿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他这一生都过着刀尖舔血的生活，都在人心鬼蜮中挣扎。他能忍、能干、能输，还能识时务明大体，又能当机立断，心狠手辣。所以他熬过了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一次次身临险境，又一次次化险为夷。他看过太多勾心斗角，太多雄心壮志，太多提心吊胆，太多呕心沥血。这次他终于放走了自己的心猿意马。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年轻时的司马懿深知人间疾苦，在饿殍遍野的年代，他满足于冬葵汤的人间至味。追随曹丕时，他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只想在保全一家之性命的同时不负中郎将。他看到无数英烈在这乱世战争中化进了泥土里，清明雨下，新坟旧冢葬头七。那时的他不涉军事，不掌兵权，只想着五谷丰登，让百姓有饭吃就是他最大的理想。

人心盼太平，将军盼功名，司马懿简单了。他施行的新政虽然在短期内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发展，但也触及了宗亲贵族的利益。同样是追求安定幸福，百姓们追求的是丰衣足食，宗亲将军们追求的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而这一切都需要功名来换。于是，战争成了必需品，所有百姓都要为之付出，甚至为之陪葬。

不知何时，司马懿打起了兵权的主意。一为自保，不让将军们乱箭射死，二为名利，为大魏建功立业。他的军事天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除了孔明之外，平生少遇敌手。于是他借刀杀人，借诸葛之手杀死了曹真、张郃，自己独揽军政大权，而后屡立军功。魏明帝曹叡临死时对司马懿说：朕最忌惮的人和最得力的人都是你。驭人无数的曹叡对司马懿也是又敬又怕。

有人说司马家是典型的儿子生老子。司马懿察觉到司马昭有逆反之心，曾在渭水让司马昭发誓永为魏臣。可他非但没能纠正司马昭之心，自己也逐渐黑化，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他虽善忍，但毕竟不是大肚弥陀，也有一忍再忍终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像压弹簧一样，压得越久越用力，反弹的后力就越大。司马家忍得太久，这次爆发时也是气势汹汹。征辽东杀了一万人，灭曹爽夷七族杀了七千人，处决王凌夷三族又杀了三千人。司马家的无坚不摧，催生了血流成河和人心惶惶。老年司马懿视人命如草芥，这究竟是他的本性，还是饱经沧桑后的异化？

我更倾向于后者。没有谁一出生就是罪人恶人，之所以会犯下滔天大罪，乃是时局和环境造就，偶然中有必然。从当年淳朴天真的赤子之心，到如今凶残麻木的权臣心计，人心的蜕变以超越“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路径而蜿蜒进行，积少成多，积重难返。回溯野心的成长史，就如同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恶心过程循环播放。世事无常，人心鬼蜮，谁敢谈圆满？

某些历史正统派一直强调司马家是乱臣贼子，是千古罪人，身上的污点和血迹是洗不干净的。于是骂《虎啸龙吟》这部剧在美化司马懿，是在给司马家洗白等。我不喜欢研究历史，也不懂什么正统或不正，所以只能从个人角度来评价这部剧——是一部“历史之外，情理之中”的良心剧。有网民说：对待历史，棒子是死不要脸，倭寇是死不承认，我们是死无对证。想来感慨万千。

人心的变化自在情理之中。幼年的童心、少年的良心、青年的野心、中年的小心、老年的唯心、晚年的慈心，都是生命最寻常的历程。阅历增长和环境变迁都会导致心境的变迁。所以不被环境浸染是不可能的，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向生活低头，不然何来成长？

只是人可以选择性浸染。有原则的人像弹珠，尽管在不同的染缸中被染成不同的颜色，但始终是圆润剔透的造型，他的初心不会变。而没有原则的人像橡皮泥，既被染得乱七八糟的，也被扭曲摔打成各种奇形怪状。无人搭理时就像一坨屎，搁哪儿都碍事。

司马懿大概也没想到，他做了一辈子别人的手中刀，但当他成为执刀人时，竟比以往的所有人还要残忍。他所坚守的本心不在了，身边的亲人朋友都离他而去，他的儿子沉迷权谋越陷越深，他自己也尸居余气，苟活度日。“无毒不丈夫”的名言背后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内心挣扎。身处乱世，何来无辜？人心不宁，何来太平？

突然想起胡彦斌《葬英雄》的歌词：这三尺黄土够不够埋你一世骂名，生死约定真爱难寻，是多情是无情拿命来证明，人会变情难尽谎言很公平。以此歌献给《虎啸龙吟》中的司马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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