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古代江南医门世家秘传伤寒论，传方不传量，可见药量差别与疗效干系匪浅，本文探究药量药性的本质，阐述阴阳转变规律方是中医不外传之谜，苦心孤诣，实乃中医佳作。

自古以来中医（世医）的神秘莫过于用药的神奇，而用药的独到莫过于阴阳的转变，何为阴阳的转变呢？常听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其实药量只是一部分，我说其实中医不传的是药物的阴阳转变规律，为推广我中华国术，提高临床疗效特将天机述于有缘之人。

1.任何事物阴阳的属性都不是一定的，是随外界环境改变而改变的。

2.应用在治病中首先要以所治疗的患者为基本参照物，而后立药物的阴阳，而不是以药物本身去立阴阳（很重要哦）。

3.药物阴阳的确立是以药物的浓度、气与味的厚薄、温度为基本变量展开的。

4.阴阳在药物中的体现是以量变而变的，具体为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就是在一个太极中，阴阳平衡时，阴是阳的二倍或者阳是阴的二倍，比如阴是阳体积的二倍，而同时阳又是阴质量的二倍等等。。。。。。

5.改变物质的量就将改变了物质的阴阳属性（在一定范围内）

如一人体温为36.8度，你给他一杯水，如果水低于18。4度就是趋于阴性的水，阴则相下，向里，你喝下去觉得肚子里很凉快，那水对你来说就是淡味的凉药，为什么是淡味的呢？这是与你身体的酸碱度对比而言的。但如果你喝的是73.6度以上的热水，那水就是趋于阳性的水，阳则上行，趋于表，你喝下去一会就出汗了，那水对你来说就是淡味的热药。

同样是水同样是一个人，温度变了，药的阴阳属性就变了，其实中医很科学很简单，其实内经中讲的“要”也就是参照点的改变，一样的药在不同人身上药性不同就是这个道理，中医难吗？很难不告诉你这个原则，你光研究药那你研究去吧，这一辈子，未必能精通几味药，人有变，有8万4千演你就是穷其一生也不能精通多少。

阴阳各自有不同的运动规律，不可完全混淆套用，应因性而辨，因辨而用

如味之薄者为清阳，清阳出上窍：味之厚者为浊阴，浊阴出下窍；如气之厚者为阳；气之薄者为阴。因有气之薄者为阴，所以有茯苓利水而下行之功。

阴阳转变凡此种种，阴阳不在药性而在人心，人使之阳则阳，人使之阴则阴，至此则药无有阴阳矣，至此可知为何滋阴寒凉一派，与火神一派，用药天差地别而能各自取效，而后辈仿之则不效而多出偏，实未得真传也。今有缘者得之，仔细玩味，可造福一方，扬我国术，振兴我中华，不辱歧黄之旨。

以上仅为代言医药浅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供参考。

“人心”为用药者之心，用药之人要明阴阳转化之理，正所谓阴阳同根，如举例的水，你要它呈阳性，它就是阳性，你要它呈阴性，它就呈阴性，全在人应用。心通阴阳转化之理，可无药不阴，可无药不阳，故药已无阴阳，而阴阳在人心。

在比如咖啡，少量喝时能促进睡眠，多量喝时就是兴奋了。有些人体质不同，多喝促进睡眠，少喝却兴奋，奇妙啊！

记得王洪图在讲《内经》时也曾感言，治疗失眠与多眠用的方子是一样的都很有效，但剂量却相差很大，就是这个道理。

常言道物极必反，就是阴阳属性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了，中医是取象比类的科学，多观察自己的周围，随处都是大道。

在学中医的方剂组成及其变化时，曾听到过一位资深望重的老中医告知：“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同一种中药，用量不同，作用不同，甚至可以完全相反的作用，个体不同，剂量也会不同。

例如：

黄芪：其利尿作用在20克以内明显，30克以上就趋向抑制；其对血压影响，15克以内可升高血压，35克以上反而降压。有气虚症状时，用炙黄芪，无气虚症状，则用生黄芪。

柴胡：在小柴胡汤中为君药，用量大于其它药一倍有余（能透邪外出），而在逍遥散中为臣药，用量与各药相等（起疏肝解郁作用），在补中益气汤中为佐药，用量极小（取其升举清阳的功能）。

白术：常用量能健脾止泻，大剂量用至30~60克，则能益气通便。

红花：少用可养血，稍多则活血，再多则能破血。

薄荷：用3克以疏达肝木，用至15克以发散风热，清利头目。

桂枝：用量不到5克，取其温通阳气，增加膀胱气化功能的作用；用至10克，则温经散寒，解肌发表，以祛除在表之风邪。

川芎：小剂量可使子宫收缩加强，大剂量反而麻痹子宫。

枳实：小剂量能使心脏兴奋，大剂量使之抑制。

中医治病的根本不是病，而是人，而每个个体的差异不同，用药剂量也会不同。

药性阴阳为基础，为不易，计量、方剂组合，人体环境等都会影响药性发挥，此为变易，变易才是用药最高境界。“中医治病的根本不是病，而是人，而每个个体的差异不同，用药剂量也会不同”，一句堪为中医经典总结和升华。

药有气味浓薄不同，轻重不等，寒热相杂，阴阳相混，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

清阳发腠理，实四肢，清之清者也。浊阴走五脏归六腑，浊之浊者也。清中清者，养荣于神，浊中浊者，坚强骨髓。气为阳、气浓为纯阳，气薄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气浓则发热。

味为阴、味浓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味浓则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酸苦涌泄为阴。辛甘淡之热者，为阴中之阳，酸苦咸之寒者，为阳中之阴。

如茯苓淡，为在天之阳也，阳当上行，何为利水而泄下？内经云，气之薄者，乃阳中之阴，所以利水而泄下，然而泄下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乎太阴也。

麻黄甘、为在地之阴也，阴当下行，何为发汗而上升？内经云，味之薄者，乃阴中之阳，所以发汗而上升，然而升上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乎太阳也。

附子气味俱浓，其性热，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

大黄气味俱浓，其性寒，乃阴中之阴，故经云，泄下。

淡竹乃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苦茶乃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

药有寒热温凉平和之气，辛甘淡苦酸咸之味，升降浮沉之性，宣通补泻之能。内经曰，补泻在味，随时换气，故升以散之，散其在表拂郁也。甘以缓之，缓其大热大寒也。淡以渗之，渗其内湿，利小便也。苦以泄之，泄其上升之火也。酸以收之，收其精散之气也。

咸以软之，软其燥结之火也。春气温而宜用凉药，夏气热而宜用寒药，秋气凉而宜用温药，冬气寒而宜用热药，此特四时之正耳，若病与时违，又不拘此例也。假如夏月忌发散，苟表实极重之症，虽用麻黄一两何妨，其余可以例推。病在上而宜用升药，病在下而宜用降药，病在外而宜用浮药，病在内而宜用沉药，故经曰，升降浮沉则顺之，谓顺其升降浮沉药味之性也。

择时用药符合中医阴阳学说的观念，以及人体内阴阳变化调节的规律性，是根据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对人体的生理及病理的节律的影响，结合人体的气机的升降和营卫的运行规律，考虑药物的升、降、浮、沉及药物寒、热、温、凉四性，扶正与祛邪及病邪的位置等，通过选择最佳时间用药，以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作用，并减轻毒副作用和降低使用剂量的一种方法。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

《素问.脏气法时论》云：“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指出治疗疾病要顺乎自然，择时治疗。

《素问?刺疟论》载：“儿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强调治疗要善于把握时机。

自然气候由于有五运太过不及和六气司天在泉的变化，对人体发病有一定的影响。在治疗时应考虑到运气的变化。

《三因极一病方论》根据岁年运客气的变化提出了每年的主用方剂和按时加减法，如辰戊之岁，主用静顺汤，加减法为大寒至春分去附子，加枸杞子，春分至小满，原方加枸杞子，小满至大暑原方去附子、木瓜、干姜，加人参、枸杞子、地榆、白芷、生姜，大暑至秋分原方加石榴皮，秋分至小雪原方不加不减，小雪至大寒原方去牛膝，加当归、芍药、阿胶。如此严格按时用药，表明因时施治在治疗疾病中的作用。

我国名老中医蒲辅周，于年在石家庄以白虎汤为主治疗流脑，取得了满意疗效。年，北京流脑大流行，医疗队效仿蒲老的治疗方法治疗却无效果。后请教于蒲老，蒲老认为治病要了解岁运的变化，年天气干燥，暑热偏盛，故用清泄暑邪法能获效，年湿气偏盛，暑邪夹湿为患，当清暑泄热、通阳利湿法治疗，验之果效。

运气学说既注意到了四时气候往来寒暑的一般特点，也注意到了各个年份在气候上和疾病的共同特点与不同点，而总结出来的一套规律和推算方法，是中医独特的时间治疗学。由于疾病不仅受到时间的影响，还与生活条件、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在运用时需要灵活掌握，不能机械照搬。

《素问.六元政纪大论》就曾指出：

“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热无犯热，寒无犯寒。”

的用药原则。指出了用温药勿犯天时之温气，用热药勿犯天时之热气，用凉药勿犯天时之凉气，用寒药勿犯天时之寒气。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

“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白虎汤立夏后，立秋前乃可服，立秋后不可服”

等因季立法治疗观点；李东垣根据四季变化不同及发病不同制定了四季时方：

“春宜补中益气汤，夏宜清暑益气汤，秋宜升阳益气汤，冬宜神圣复气汤”

等等。如感冒，由于发病季节不同，而治疗方法迥异。

风寒多见于冬夏，宜用麻黄汤、桂枝汤；

风热多见于春季及初夏，宜用桑菊饮、银翘散；

感冒见于夏季者，常偏暑热，宜用香薷饮、白虎人参汤；

感冒见于长夏者，因气候多偏暑湿，方宜用三仁汤、羌活胜湿汤；

感冒见于秋季时，因气候多偏燥，方宜用桑杏汤、杏苏散。

就是同一证候发病不同季节，用药也不相同。如风寒感冒，冬天辄用麻桂之属辛温散寒发汗，夏天气候炎热，腠理疏松，易汗伤津，麻桂就当慎用，宜用荆芥、薄荷发汗力较轻的药物，暑盛则用香薷之属。

月用药施治此法是根据病情选择在一个月中的某几日进行药物治疗，常用于妇女经、带、胎、产等疾病的治疗。《素问?八正神明论》强调“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认为月生之时，机体气血空虚，不可施用散瘀之剂，应施以补益气血剂；月满之时，气血充盛，不应峻补，应施以散瘀、祛邪之治。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对月经病、带下病及不孕症等妇科疾患的时间治疗方案。中医治疗月经诸病，都主张在月经来潮前7日开始治疗，至行经时终止。这是因为这段时间，冲脉任脉之经血下注胞宫，胞宫气血逐充盈，功能旺盛，此时投药治疗能借胞宫功能旺盛之时增强抗病能力，排邪外出，有利于调整月经节律。

根据昼夜变化择时用药是中医时间治疗学一大特点，并在这方面积祟了丰富的经验，古人早已发现在自然环境周期变化影响下，人体阴阳气血的消长盛衰昼夜变化，因而用药也应根据昼夜节律加减、调整，以取得最佳疗效。

明.薛己《校注妇人良方》认为，补中健脾的补中益气汤，益肾壮阳的金匮肾气丸，益气之六君子汤等温阳、益肾、健脾方药，应在清晨、上午服用效果最佳；《证治准绳》载“鸡鸣散”有祛湿化浊、行气解郁、通络除滞等功效，应在平旦鸡鸣时服用最好，又如“泽漆汤”治咳喘病脾虚不适、水饮内滞者，宜“温服五合，至夜尽”；“菌陈五苓散”治黄疸病湿重于热者，应“先食服方寸匕，日三服”；“十枣汤”治悬饮症要在“平旦服”，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指出：“早用温肾阳之药，晚用补脾气之品，晨滋肾阴，午健脾阳，早服摄纳下焦，暮进纯甘清燥。”

俱是遵循昼夜节律，选择最佳用药时机，根据不同证型，在不同的时辰投入不同剂量的药物，以得“天地之旺时而祛邪”的目的。

病位在四肢者：宜清晨空腹服，早起后人体四肢血脉流畅，有利于药力抵达病所，被人体迅速吸收，发挥疗效。

病位在腰以上者：宜饭后服药，饭后服药可减少药液渗入大肠，利于药力上浮而接近病灶。

病位在腰以下者：宜饭前服药，饭前服药药物不被饮食阻滞，有利于药性迅速下沉吸收抵达病处。

病位在骨髓者：宜夜晚(约21时～23时)服药，此时人体代谢活动，气血运行趋缓，药物在体内代谢也相对趋缓，药效相对延长，有利于肾脏和骨髓吸收。

中药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临床用药时，热性、温性药宜乘药液温热时服下；寒性、凉性药宜药液冷却后饮服，此服药之法，取其“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之理，即寒性病用温性、热性药而热服之，以加强药物的温性而提高疗效；热性病用寒性、凉性药而冷服；以达到更好的降温和泻火作用。

发汗解表药宜午前服：午前为人体阳中之阳分，此时可以发汗，增强药效。王好古在《此事难知》中说：“汗无太早，非预早之早，乃早晚之早也。谓当日午以前为阳之分，当发其汗。午后阴之分也，不当发汗。故曰汗无太早，汗不厌早，是为善攻。”

益气升阳药宜午前服：午前为阳气升发向上之际，投以升浮之药，有利于阳气的提升和祛除病邪；

催吐药宜清晨服：此时服药借阳气上升外达之机，加强药物上达外透之力，使邪外出。

利水渗湿药宜清晨服用：此时人体胃内已基本排空，投以利水药物便于体内吸收，加之人体此时阳气渐渐升发，有助于气化水湿，以增强药效；

驱虫药和泻下药宜午后、晚上或入睡时空腹服：根据寄生虫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阴阳消长和自然界阴阳节律，此时用驱虫药可促使虫体与病邪随大便而出；

滋养阴血药宜入夜空腹服：21时～23时人体肾脏最为空虚，补阴极宜，同时，空腹服药也有利于被人体迅速吸收；

安神药宜临睡前服：安神药宜临睡前服，以保证患者较快入睡。

张仲景《伤寒论》中提出的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欲解向愈时间，分别是该经是旺盛之时，此时投药能借经气旺盛之时驱邪外出。六经病欲解时的“上”应作“前”理解。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未前面的时辰为巳午。因未时阳气渐衰，巳不是太阳主时，再加上服药后还有吸收发挥作用的过程，未时服药已不最佳时间。

因此，六经病的最佳服药时间是：

太阴病为巳午时，

阳明病为申酉时，

少阳病为寅卯时，

太阳病为亥子时，

少阴病为子丑时，

厥阴病为丑寅时。

中药不传之秘中药不传之秘，在用量上。用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因此，在确定用量时，应注意以下10种不同情况：

体质不同：体质虚弱者，对药物的耐受程度差，用量过大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故宜酌情减量；体质壮实者，用量可稍大。

病情不同：轻病下药过重，药力太过，反伤正气；重病下药过轻，则药力不足，达不到治疗目的。

性别不同：男性用药量可稍大一点；女性有月经、怀孕和哺乳等生理特点。故用药量宜小。

年龄不同：一般情况下，10岁以上儿童，可用成人量的2/3；5—10岁，可用成人量的1/2；2—5岁，可用成人量的1/3；1岁以内的婴儿，可用成人量的1/4或更少；60岁以上的老人药量应低于中青年的1/2---1/4。

药性不同：凡使用毒峻烈药，须从小量开始，再根据服药后患者的情况而增减；如病势已退，即停服，不愈则酌量增加。

配伍不同：在方剂组成中，有主药和辅药之分。一般来说，主药用量重，辅药用量轻。如小承气汤与厚朴三物汤，都由大黄、厚朴、枳实组成，前方重用大黄主攻下，后方重用厚朴主利气。单味药用于急救，如用大黄治疗中毒性菌痢，用独参汤救治血崩虚脱，用量均可加大。

药质不同：如花、叶之类质地轻及有效成分易煎出的药物，用量不宜过大；质量不易煎出有效成分的药物如矿石、贝壳之类，用量宜重。过于苦寒的药易伤脾胃，用量宜少；甘平之药用量可稍大。

剂型不同：同样的药物，汤剂比丸、散剂用量要重；复方应用比单味用量要少；鲜药用量比干药用量应多一倍以上。

地区不同：如用麻黄发汗，南方气候较热，人易出汗，用量宜小，一般用5克左右；而北方天气较冷，不易出汗，北方人体质又较结实，故一般可用至10克以上。

炮制不同：中药的生品、炮制品及采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其有效成分的含量也有变化，用量亦应有所区别。如鲜槟榔切片，槟榔碱含量高，用量可稍小，而干品水浸近一个月（每日换水）再切片，其槟榔碱含量降低，故用量宜稍大。

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