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许殿玺其人

近日，浏览百度贴吧之“爱同吧”，偶得许殿玺先生同乡许玮所作的一篇有关许殿玺先生的文章，题目叫“吾乡出了个许殿玺”，窃喜。顺着这个题目，又在许玮的博客中找到了全文，从而使我对许殿玺先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也算了却了我多年的愿望。现将原文摘录如下，也让我们这些后辈记住这位在地方志领域做出不朽贡献的许先生。

吾乡出了个许殿玺

许殿玺（～），字文田，大同市南郊区甘河村人，古典诗文研究专家；历任师范教员，大同市教育局干事，口泉区文卫股副股长、文教科科长，口泉中学、西韩岭中学教导处主任，年离职。一生精研古典诗文，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古典诗文的教授、注解、整理、编撰工作中，堪称南郊区当代古典诗文研究第一人。编著有《五代诗选》《古人名地名读音词典》，点校整理《大同府志》《云中郡志》《大同县志》等著作；写作有《姜瓖反叛考略》《云中郡志补正》《阎尔梅等人的大同诗》《南郊区寺庙纪略》等论文。

大约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一堂语文课上，我第一次听说了“许殿玺”这个名字。

那天，老师一笔一画地往黑板上写着生字。因为头天晚上大家都预习了功课，所以老师写的那些字，我们并不觉得生疏，但对于意思的理解，还是有些吃不准。写完后，老师逐个领读，课堂上一片朗朗书声。突然，老师停在过道里，捧着书问我们，“你们知不知道咱们村有个‘活字典’？”我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对于老师的这个问题，自然无从回答，不知道他说的“活字典”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什么人也说不准。老师见我们摇头，便说，“‘活字典’是咱们村一个很有文化的老人，叫许殿玺。”老师说着，眼睛里闪现着一丝敬佩的神情。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哪懂“文化”这两个字的分量，而且像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个叫“许殿玺”的“很有文化的老人”，更不懂“有文化”与“活字典”怎么就连在了一起。

这段记忆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位叫“许殿玺”的“很有文化的老人”，不但是我们村的名人，而且在大同市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都赫赫有名，难怪人们称他“活字典”呢。渐渐地，我又听村里人说，这个叫许殿玺的人，三四岁便能背诵《大学》《论语》之类的古代典籍，还说他当年在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期间，便在校刊上发表诗文，显示了不凡的才华。我没有见过许殿玺，初听此话，不免惊讶。这么多人对许殿玺既佩又赞，吾辈晚矣，却不知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子竟有这样的“乡间大儒”。

许殿玺、“活字典”，这是作为小学生的我，头一次听说我们村有这样一位让人羡慕的文化人。

我的故乡是晋北很普通的一个村——甘河村（原名德润堡）。许姓家族在村里代代繁衍，人口渐多，成了村中大姓。不知过了多少年，由于各种原因，甘河村的许姓逐渐分成了村东和村西两支。这样的分隔谁也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但许家在甘河村的土地生息繁衍了几百载，同宗同祖。我父亲说，我们属于村东的许，而许殿玺先生属于村西的许，但我们有共同的祖先，都是甘河许姓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光阴流转，这些事、这些因年轮变迁而有些模糊的亲缘关系，我一直想探问个究竟，长大后便不厌其烦地让父亲帮我“捋一捋”，于是再次说到了许殿玺先生。按村人习惯的“辈分论”推算，许殿玺先生称呼我父亲为“叔叔”，虽然我父亲小许先生近四十岁。这么一算，我就该称许先生“哥哥”了。我的语文老师也姓许，比我们跟许殿玺先生的亲缘关系更近，都属于村西的许姓支脉，难怪当初提到“活字典”时，他眼里泛起敬佩的神色。就在捋清我家与许殿玺先生的亲缘关系时，我又听人说，许先生儿时就很聪慧，脑子好使，学习成绩优异，尤其记忆力超常，简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十七岁那年，就读于大同一中的他，统考成绩名列全省第三，被太原的一所学校录取。那是年，乱世里的读书人，哪敢奢望有安稳的光阴潜心诵读诗书，但少年许殿玺，自信满满，憧憬着人生。本打算在省城专心求学，谁料不久日军全面侵华，学校停办，无奈之下许殿玺先生只得返回晋北故乡。求学未果，但这优异的成绩，足以证明他天资聪颖，生而不凡。看来，许殿玺先生是那个年代我们甘河村的“翘楚”。

较之于城市，乡下的读书人很少，书本于农民而言，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在乡村，人们对有文化的人着实羡慕，也着实仰望，但对于有文化、有学识的人，人们很少用“先生”这个词来称呼，至多说一句“肚子里有些墨水”之类的话，或者，干脆就叫“某某秀才”。按着大家的话猜想，许殿玺先生求学的年代，甘河水光潋滟，清澈见底，波光照着一个读书人的身影，悠然来去。四季悄然轮回，读书人的幸福全在纸页和字眼之间，但旧社会求学之路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当初，我听到的所有对许殿玺先生的赞叹之言，说的都是他解放前的经历，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作为读书人的他，显现出的过人天赋。往事重提，对我而言，有些太过遥远。许殿玺先生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读书路，我并不知晓，但心里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脑海里一个诚挚而执著的读书人形象也日渐清晰。人的一生，像是都有注定。年少时的初露锋芒，可能日后会与某项事业结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南郊区赵家小村公社教革委工作，许殿玺先生在公社“五七中学”任教，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之间有了来往。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父亲得以了解许殿玺先生的人生经历。那时，许先生已经快六十岁了。父亲说，解放前，迫于时局动荡，也迫于生计，许先生除了断断续续念书外，一直在村里教私塾。像早年的家塾老先生发现了他的“天才”一样，他也在朗朗诵读声中，从事着对乡村孩童的古文启蒙教育。正是这些经历和积淀，许先生的古典文学基础日渐扎实，为他日后著述打牢了基础。解放后，许先生当过师范教员，在教育局任职，作过中学的教导处主任。不管在哪个岗位，从没有离开过书本。年离休后，大同市的多所学校相继聘请许殿玺先生讲授古代文学课程。半辈子不离书本的许先生，迎来了生命中最好的做学问的“惬意时光”。父亲回忆说，许先生的踏实、诚朴，以及他做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是有口皆碑的。他写文章，为了一条或几条参考资料和注解，多次坐火车去省城和北京的图书馆寻找第一手资料，因而他选注的《五代诗选》《中国古代爱国诗选》等书中的每一首都精准无误。这是对古人的尊重，更是对后辈负责。父亲简单的讲述，让我更加觉得，我们村有许殿玺先生这样的读书人，真是不简单。因为某某村有一个闻名于十里八乡的文化人，乡亲父老是会引以为骄傲的。

很多年之后，在与父母聊天时我才得知，村中供销社斜对面的一处院落正是许殿玺先生的家。我之前虽不知那院子姓甚名谁，更不曾踏进半步，但供销社一带可是跟伙伴们常去，对那条街还是很熟悉的，竟不知那小院的主人原来正是我们整个村的“活字典”。印象中，那院子不算大，门朝北开，常常是紧闭的样子，院主人一定不喜欢喧闹，不喜欢无谓的应酬，而向往安宁。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应该有的雅致心境。一架书，一方桌，岁月的花开花落全在纸页间呈现。我曾听家人说过这样的话，说是许先生家遇有客人来，如果来者跟他谈的是学问，是读书，他聊三天三夜也兴致不减，若来者只说些家长里短，他会毫不犹豫地失陪，似有拒客于门外之意。这未必是说许先生不好客，而是他觉得时间何其宝贵。文人的精力不应耗损在市井街巷看红火听热闹，而应该在思索中寻求自我的升华。傅山先生《红叶楼》一诗曰：古人学富在三冬；《汉书?东方朔传》言：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我想，这两句用在许殿玺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许先生勤勉钻研，把治学当作立身之根本。时间于他而言，真的就是生命。

我十四岁时，我们全家搬离甘河村到了城里生活。当年的供销社后来已不存，但许殿玺先生家的那座小院依旧。我不知道院里有无树，花草是否长得蓬勃，但我想，离休后的光阴，许先生一定把生命融进了那小院，读书、治学、勘正文献。岁月让一个学问家的后半生匆匆忙忙，但也让他收获了安稳、踏实，还有回望人生时的永不惭愧。按着傅山先生的话，一点一滴的积累，便是一个学问家的“三冬”，是用生命的光阴积攒起来的治学的锲而不舍。父亲跟我讲，许殿玺先生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小车不坏只管推。小车是什么？是身子骨，是血肉之躯，更是一种因爱而生的不放弃。人，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做到最好，这是多么不容易，这就是成功。心性的煎熬岂止是累垮了身子白了头，更要忍受瞬息万变的世界对肉体和精神的诱惑与干扰。

除了学问让人称赞，许殿玺先生的好人缘也尽人皆知。父亲说，许先生一辈子不跟人红脸，不跟人争名夺利，这是天性使然，是后天的修养，但我以为后天的修养更重要。许先生一辈子做学问，不仅满腹经纶，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腹有诗书而忘记人情世故，没有因为“喝了”一肚子墨水，而变成人们看不起的“秀才”。在我看来，“秀才”这个词多少是含有贬义的，有时暗指某某人光有学问而不懂生活中的一些礼节。我姥爷在世时，常会因身边某人不成器，暗自说上一句带“秀才”字眼的话，以示心里的不满意。许殿玺先生是断不能简单用“秀才”这样的词来形容的。至今在我们村，人们还时不时会提及他的善良，提及他的好人缘和他的知书达礼。对于这一点，我父亲感受最深。许先生比我父亲大将近四十岁，论年龄，其实不必很遵循村里人所谓的“辈分”，但许先生每回见我父亲，都亲切地喊“叔叔”，这让我父亲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学问因为有德行作底，才会更加扎实；德行因为学问的浸润，而更显高贵。许先生的良好家教，深深影响了他的几个子女。时值今日，他们称呼小自己十岁甚至几十岁的本家，都严格遵循着辈分。多年后，我结识了许殿玺先生的两个儿子许端、许正二位先生。他们都是古稀的年纪了，却仍然称呼我一个晚辈“叔叔”，可见许先生当年言传身教对子女们的影响有多深。与此同时，二位先生还对我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许先生在世时，逢人问他的孩子：你们父亲做什么工作？许先生总要求孩子们说：是为人民服务！探究许殿玺先生的一生，除了学问吾辈无法企及，还有永远无法企及的一个境界——人格。我们甘河村能有这样的先生，实乃幸事。

时间像河一样，彻夜不息。父辈老了，我长大了，由一个课堂上端坐着听讲的小学生成长为大学生，后来又回到故乡参加工作，对故乡土地走出来的文化人愈加敬畏，也得以了解了许殿玺先生更丰富的一生，以及他治学成果的卓尔不凡。许先生一生参与或单独校点过大量的大同古代文献，其中《大同府志》《云中郡志》《大同县志》三种最为读者熟知。一座古城的历史，详细地收入了三部典籍。岁月磨灭了人的记忆，但文字留住了远去的辉煌。面对卷帙浩繁的三部大作，作为读者的我们，似乎只有感叹，也只有敬畏，可许先生却觉得不足挂齿。对于前两种，他深知其中的瑕疵与遗憾，总觉得如果再下点功夫，可能会更好；对于较满意的《大同县志》，他也从不夸耀，逢人提及，总是说谦逊的话。我见过《大同县志》一书，有时也会查阅。厚厚的典籍，是一个读书人半生心血的凝结。在这样的典籍前，我常常会猜想着作为学问家的许殿玺先生的模样：一身海昌蓝制服，骑一辆老旧自行车，座后面夹着几本书，或许是他编纂的《五代诗选》的书稿，或许是备好的讲义，从甘河河畔骑过来时，老杨树的叶子扇动着春天的风。夕阳坠下去了，余晖涂在红瓦蓝砖的院落间，村庄静谧无声。见他下班回来了，村人会主动跟他打个招呼。许先生是我们村里最有学问的人，那他在村人眼里便是读书人的参照和权威了。在一个物质生活不怎么充裕的年代，学问，让人变得知足，变得安定。

几年前，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双义和》，我再次让父亲帮着厘清家族脉络。奇怪，我很自然地又想到了许殿玺先生，想到了他之于我们整个村子的意义。小说出版后，有朋友问我，“韩木人”这一形象生活中有原型吗？“韩木人”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整部作品里，他不算是中心人物，但他曾官至清廷，一身清廉，又满肚子学问，总能用他的所学和他的生活经验，解答着人们的困惑，就像一位“智多星”。每当大家遇到难事，或是解不开的心结，总愿意去找他。我在塑造这一人物时，脑子里时时闪现着父亲讲的许殿玺先生的往事。韩木人身上真有许殿玺先生的影子，这一形象，是我对许先生这位本家“大儒”的敬仰与怀念。

许殿玺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的，寿终79岁，那年我15岁，从始至终没有见过他一面，真是遗憾。后来，我见到许先生不少照片，大都是晚年拍的。照片上的他，面容和善、透着乡村文化人的质朴，有一点木讷，有一点“迂夫子”，还有一点小老头儿的可爱。那已经是他七十开外了。从许先生古稀的表情里，我看到一个从旧时代走来的读书人的心境：踏实、严谨、坚韧、坚持。据他的儿子们回忆，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病榻上的许先生，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但依然能熟背《四书》《五经》。人，一世与书不离，何尝不是一种福气。聆听古今圣贤智慧，饱览人世风云变幻，回望曾有的委屈、艰辛与不公，已经不重要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段许殿玺先生的家事。许殿玺先生79岁离世，而他的老伴儿96岁寿终。这个名叫“白大女”的老人，与许殿玺先生相濡一生。他们的婚恋曾有过波折。当年，许先生还在襁褓里，父母便给他与邻村白家订下了“娃娃亲”。旧时代的人，心地纯朴，一个并不算正式的“婚约”，两家却一直谨守。谁料，及至成婚年龄，许先生母亲与父亲先后故去。得知此事后，白家长辈不打算再守约了，担心女儿进了许家门生活无着。然而，白大女父亲觉得既然有约在先，就不能反悔，最终还是把爱女的一生交给了这个读书人。那是年，许先生全省统考摘得“探花”的名声想必也传至白家，或许白家人看到了这年轻后生的与众不同。酒席花轿自然都是女方备下的，白大女略带娇嗔地顶着盖头，嫁给了甘河村的这个读书人。这一守，便是六十年。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看到一张许先生婚后的“全家福”。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白大女眉眼秀丽，极有教养，一副大家闺秀的姿容；许先生书生意气，聪慧，从面庞可见不一般。跨越一生时光，这段趣事想必没多少人知道，日升月落，光景依旧，这或许就是命定。也就是在听说了这段家事后，我又想起了许殿玺先生的那座小院。我永远记着那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在村里生活那些年，我不曾踏进那小院一步，更不知道院子的主人竟然是我们村最有学问的一位“先生”。小院溢满了墨香与书香，淡淡的香气飘过，春天的榆叶梅开着季节的声声祝福。那寂静的小院，成就了一个读书人的梦想。春秋更迭，岁月在翻书的间隙滑过，院主人一袭青衫，手捧诗卷，饱读群书，硕果累累，一辈子坚守着文人的品德。还有他的老伴儿白大女，沉默坚贞，相濡一生，这是福，是修为，更是造化。

关于许殿玺先生，时至今日，其实能提到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对于他勘正的几部史籍，也不再被人有意摆上书案，更不再热销。当年印数不多的《大同县志》现在并不容易找到了，据说在旧书市场的价格翻了几十倍。书家知道许殿玺先生吗？知道这位一生勤奋钻研古文的老先生吗？或许，翻了几十倍的书价，足见许殿玺先生愈来愈被人认可的价值吧。

世事沧桑，甘河几经变迁，清凌凌的河水永远消失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然而，岁月依旧，故人情浓，等到春来，我愿去村中那座小院凭吊一位“大儒”。花儿开放时，花丛中那个捧着书读的老头儿，一定是许殿玺先生！